闽学大师（杨时、罗从彦、朱熹）是三明十大名片中极其辉煌厚重的文化历史名片。闽学鼻祖杨时潜心理学、倡道东南、创立闽学、弟子数千、著作等身、光跃中华、宦海沉浮、视民如伤、业绩辉煌、灿若星斗、留名青名、民思不忘，其中程门立雪、大义斥奸、告老还乡二三事最为感人，令我难以忘怀。

　　程门立雪的故事发生于宋元佑八年（1093年）。之前，元丰四年（1081年）杨时投于洛阳著名学者程颢门下研习理学，与游酢、伊熔、谢良佑成为程门四大弟子。杨时学成回归时，程颢目送他归去，笑慰说：“吾道南矣”。后来，杨时果然把理学带回福建，发扬光大，创立了辉煌的“闽学”。元佑八年，程颢已逝，杨时也已年届四十，在到潭州浏阳任知县时，又到洛中以师礼拜见程颢之弟程颐问学。一日和游酢一起去拜访程颐，见老师闭目养神，静思默想，不敢惊动，便静立门廊下等候。这时天空纷纷扬扬飘起大雪，俩人仍静立师前，待程颐醒来，门外积雪已一尺多厚。程颐感动，尽力教授，杨时得理学真谛，成“程氏正宗”。

　　杨时程门立雪的故事，成了尊师重教的典故，收入各类成语词典，也选入许多少儿读物和小学课本，成为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的传统教材。其实，不仅青少年可以从“程门立雪”中受到教育，我们成年人更应从“程门立雪”中得到教益，领悟尊重知识，尊重教师，终身学习，谦恭为人的品德，使我们的精神和灵魂在“程门立雪”中得到净化和升华。

　　大义斥奸，是杨时品德中光芒夺目的另一面。杨时爱国爱民，廉明清正、不畏权势、刚直不阿，宋高宗赞其：“言正而行端、德闳而学粹。”

　　宋朝太师蔡京是福建仙游县人，杨时是福建明溪县人（当时龙湖隶属将乐县）俩人是福建同乡。宣和六年（1124年）蔡京举荐杨时进京任秘书郎，后迁著作郎。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任迩英殿说书，右谏议大夫兼侍讲。世人都认为杨时是蔡京的人。宣和七年金兵南侵，蔡京与宦官童贯等人呼朋引类、狼狈为奸、权倾朝野，外惧强敌、临战溃败、内搜珍宝、奉献花石、取悦昏君、祸国殃民。杨时忧国忧民，上疏朝廷建议“修政事，明军法，攘夷狄，排和议”。大义凛然斥责蔡京“用事二十余年，蠹国害民，几危宗社，人所切齿。”指责蔡京一伙人“西城聚歙，东南花石，其害尤甚”是“误国之罪”，要求朝廷废除“花石纲”。并坚决要求罢黜蔡京死党投降派张邦昌，诛杀弃军而逃的三路大帅童贯。

　　杨时这种凛然大义，感动古今，令人肃然起敬。这让我想起最近引人注目的张爱萍上将传记《从战争中走来——两代军人的对话》。张爱萍将军——这位共和国的开国上将，新中国海军的创始人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，功勋卓著。晚年，当孩子问他：“邓小平1995年搞整顿，你和万里、胡耀邦、周荣鑫被誉为是邓小平四大干将，你知道吗？”张将军说：“什么邓小平四大干将？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。我不是！说我是邓小平派，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，这是对我的侮辱！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、信徒呢？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。对的、正确的，我能跟着你，不对的、错误的，我怎么能跟着你呢？跟着你，也不是跟你个人，而是跟你的思想，你的路线方针。”将军坦荡地说：“我谁也不跟，我只跟随真理！”

　　时隔千年，异曲同工，掷地有声，气贯长虹，古今一理，义薄云天，这才是中华儿女，一个直立的人，一个大写的人，一个真正的人！

　　杨时道德文章令人钦敬，被朝廷任为国子祭洒，掌监学之政，并为皇太子讲经。建炎二年，朝廷任命杨时为工部侍郎，杨时力辞不受，同年八月杨时回到故乡。建炎四年（1130年），杨时年已七十七，上章告老。高宗封他为朝请大夫、保留龙图阁直学士衔，并赐他官绢200匹、白银300两，颐养天年。杨时谢辞，奏道：“乞恩惠于八闽，山无米，地无租。”高宗感其爱乡爱民，准奏“永为优免”。临到退休，还为家乡人民办了一件好事、实事。

　　绍兴五年（1135年）四月二十四夜，杨时去世，享年八十有三。其时“身后萧然，家徒壁立”。只留下道德文章，清风明月，让人景仰。

　　杨时精神可敬可佩，杨时故事可歌可泣。如果我是诗人，我会写一首赞美诗“啊，杨时！”；如果我是作家，我会编撰一本厚重的“杨时传”；如果我是剧作家，我会创作一部三百三十三集的电视连续剧“闽学大师杨时”；如果我是画家，我会画一幅意境高远的“立雪图”；如果我是雕塑家，我会在三明街头塑一尊巍峨的“杨时像”；如果我是音乐家，我会谱一曲荡气回肠的“杨时颂”；如果我是政治家，我会号召“向杨时学习”。然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三明市民，我只能在心里记着杨时这二三事，像杨时一样，做个好人，做个有道德的人，做个真实的人。（杨庆桢）